走进芜湖市档案馆和图书馆的大门，我的目光被近代一位金融名人所吸引，他的姓名是程振基，字铸新。在近代安徽金融发展的史册上，程振基的名字与“清廉”二字紧密相连。这位安徽地方银行的首任行长，以“不以牟利为目的，惟求促进事业之发展”的初心，在动荡年代书写了金融人的职业操守与家国情怀，为今日金融从业者树立了精神标杆。

1935年，安徽金融市场混乱，他应省政府之邀，怀着“饮水思源，报答家乡”的赤诚，从上海、杭州携专业团队赴芜湖筹建安徽地方银行。彼时的皖省金融网络零散，经济发展滞后，他接手的是一副“烂摊子”，却手握调配巨额资金的权力。面对这份沉甸甸的责任，他首先立下规矩：公权绝不私用，公款分文不沾，并将这份准则融入银行管理的每一处细节。

筹建初期，原任职的杭州农工银行尚未批复其辞呈，两地银行同时送来薪水，程振基当即谢绝了其中一份，坚定表示“只拿工作行的工资，不多拿一分钱”。1937年，银行印制辅币期间，印刷厂送来两万元酬谢金——这在当时可购置近十亩良田，他却毫不动心，让下属原封不动退回，并叮嘱“银行资金每一分都要用到刀刃上，绝不能沾半点私利”。就连日常寄给家人的书信，他都坚持自付邮资，从不用公家的邮票，身边同事劝他“这点小事不必较真”，他却严肃回应“公私分明就是从这些小事做起”。

治行期间，程振基将廉洁刻入日常。他每日提前到岗，站在银行门口检查员工着装，衣冠不整者需整理妥当方可入内，以细节掌握行业专业度；在业务往来中难以避免有所馈赠，但均被他婉言谢绝，他坚守底线，绝不触碰利益红线；同时他还推行节俭办行，严控开支、完善规章制度，仅花费一年半的时间便在全省设立了53个分行，让其所在银行一跃成为安徽规模最大的地方银行。

在抗日战争期间，安徽出产的茶叶、大米、木材等产品外贸衰落，内销受阻，经济凋敝。程振基主持制定了“积极发展金融，振兴地方经济”的办行宗旨，在上海设立茶叶总销处，自任经理，亲赴香港洽谈，畅开茶叶外销渠道，使华茶外贸得以复兴；又组织华南米业公司，亲任董事，由银行发放贷款，支持粮商运销国米，为扶持地方经济作出了贡献。

为了让清廉风气扎根银行，程振基亲自牵头制定《行员奖惩通则》，其中明确规定“收受客户馈赠价值超一元即记过，挪用公款五十元以上即开除”，这在当时的金融行业堪称严苛。更难得的是，他始终以身作则：每次查账都会带上自己的算盘和纸笔，从不让下属代劳；外出考察从不接受当地商户的宴请，总是自带干粮或在普通饭馆用餐；就连银行配给行长的专用马车，他也只在公务紧急时使用，私下出行宁愿步行或乘坐人力车。

程振基的清廉，从不是脱离实际的“空谈”，而是与“利为民谋”的担当深深绑定。1936年春，他听闻祁门县茶农因缺乏抵押品，贷款无门，眼看春茶采摘在即却没钱购置竹筐、肥料，当即带着两名信贷员，坐了三天两夜的船再转步行，深入祁门历口村考察。看到茶农们只能用破旧的木桶装茶，部分茶树因缺肥发黄，他当场提出“以茶园预期收成作抵押”的创新方案——打破当时“只认房产、田地”的传统抵押模式，让茶农无需变卖家产，只需与银行签订“茶叶收购后优先还款”的协议，就能拿到贷款。

有位叫胡老栓的茶农，家里五亩茶园年产茶叶两百多斤，却因拿不出抵押品，连续两年没敢贷款。程振基亲自上门，蹲在茶园里跟他算细账：“你这茶叶要是买上好肥料，能多收三成，扣除贷款利息，一年还能多赚二十块大洋。”为了打消胡老栓的顾虑，他还承诺“银行会派技术员来教你炒茶，收茶时也会帮你联系收购商”。最终，胡老栓顺利贷到五十元，当年茶叶收成翻了近一倍，不仅还清贷款，还给家里添了新农具。这件事在当地传开后，越来越多茶农主动到银行申请贷款，仅1936年，安徽地方银行就为祁门、休宁等地茶农发放贷款超四十万元，直接带动两万多茶农增收。

除了帮茶农解决抵押难题，程振基还格外关注金融服务的“最后一公里”。当时皖西霍山县交通闭塞，农民要走几十里山路才能到县城银行办事，他便牵头在乡镇设立“流动服务点”，每月安排信贷员带着账本、印章下乡，现场办理存款、贷款业务。有一次，流动服务点在霍山漫水河乡驻点时，突遇暴雨冲毁山路，信贷员无法按时返回县城，程振基得知后，冒着雨步行二十多里山路赶到驻点，亲自清点款项、核对账目，确保公款分文不少，直到雨停后将款项安全送回银行，他自己却因淋雨发起高烧。

1940年，程振基因积劳成疾在芜湖病逝，匆匆走完五十载人生。这位开创了皖省现代金融格局的行长，逝世后竟无钱购置棺木，最后靠银行同仁和茶农们自发募化才得以安葬；他留下的遗物只有几箱书籍、几件旧西装和一本记满民生需求的笔记本，里面详细记录着“某村需贷款买耕牛”“某茶厂缺烘干设备”等信息，却没有一句提及自己的私事。

如今，在安徽省档案馆珍藏的安徽地方银行壹圆辅币上，程振基的签名仍清晰可辨。那些工整的墨迹不仅记录着一段金融史，更镌刻着“廉洁奉公、坚守底线”的职业信念。回望程振基的事迹时刻在提示着我们，金融权力越大，越需守住廉洁底线。程振基先生“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的金融人生，在安徽金融史上留下了熠熠生辉的一笔，成为永远值得铭记的廉洁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