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廉文化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于屈原“朕幼清以廉洁兮，身服义而未沫”中显现萌芽之势，于中国近现代革命烽火中淬炼出红色基因，于新时代“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制度设计中迎来新发展。清廉文化经过历史长河的涤荡，其内涵丰富程度不言而喻，既蕴含着于谦“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的清廉自守，也囊括了吴讷“若有脏私并土物，任教沉在碧波间”的拒贿风骨；既体现在郑板桥“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的为政情怀，也暗含着李商隐“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的治世铁律。清廉文化照亮了千年吏治之路，是我国历史上盛世得以开创和延续的基石与守护者。当这束星光投射到滁州大地上，一幅由“二贤”绘就的生动图景便映入眼帘。

在今滁州琅琊山醉翁亭北侧的“二贤堂”中，静立着两座塑像，分别是被滁州人尊称为“二贤”的王禹偁和欧阳修。这两位北宋时期的杰出政治家在这片土地上清正廉洁的事迹将清廉文化的基因注入到滁州的山川肌理，使滁州自古以来就成为培育清廉文化的沃土。虽然王禹偁和欧阳修在滁州任职期间未直接涉及现代意义上的“金融”领域，但他们治理滁州的民生政策、财政理念和廉洁实践深刻体现了古代官员在经济管理中的清廉精神，对现代金融的稳健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王禹偁，字元之，宋初有名的直臣，于公元995年至997年任滁州知州。虽在滁任职仅有两年时间，但其秉持的清廉理念与实施的清廉行为对滁州有着深远影响，值得当今金融从业者细细研读与慢慢体会。首先，奉行民生为本、施惠于民的为官之道。王禹偁在滁任职期间，经常深入民间，与百姓交谈，了解百姓心声，体察民生疾苦。北宋时期，滁州产栗炭，本地百姓需要将栗炭运送至千里迢迢之外的饶州，供铸钱之用，长途跋涉，十分艰辛。王禹偁知晓这一情况后，便仔细研究唐代铸钱炉的分布情况，上奏朝廷，在与庸州知州杨允恭的共同努力下，成功让朝廷在池州增设了铸钱分监，大幅度缩短了运输距离，显著减轻了百姓的劳役负担，救万民于水火之中。其在滁期间还带领农民大力发展生产，使百姓在两年内丰衣足食，留下了“滁民饥甚，当减赋养民”的政声。至道二年夏天，滁州发生旱灾，百姓忧心忡忡。王禹偁为解民生之忧，果断清理积压案件，并捐出部分薪俸赈济灾民。其《和杨遂贺雨》一诗中的“诚知非典故，且慰旱熯人”一句，体现其不以功绩自居的务实态度。此外，坚持清正廉洁、勤俭节约的处事态度。在其诗《滁州官舍》中明确写道：“俸外不教收果实，公余多爱入林泉”，明确拒绝收取除法定俸禄之外的任何财物，无需处理公务时只想寄情山水，彰显其清廉自守的高尚德行。

五十年后，一代文宗欧阳修也来到了滁州，时任滁州知州。他在滁州任上写出了千古名篇《醉翁亭记》，文中的“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表面上描写自身沉醉于山水之乐的爱好，实际上蕴含着他对滁州百姓生活的深切关怀之意。他在滁州推行“宽容简政”政策，减少行政成本，避免劳民伤财，将财政支出用于修缮城墙、训练民兵、兴修水利等能为百姓带来安全感和幸福感的公共工程上，不求博取声誉。他深知百姓生活在沉重的赋税和劳役之下，积极采取措施减轻百姓负担，让百姓能安心从事农业生产等活动，促进经济的自然恢复和发展。这种深入民间的工作作风，对今天金融工作者走出办公室、深入基层调研具有深刻启示。除了在政务上勤勉尽责，其在个人操守方面更值得现代金融从业者学习。尽管欧阳修处于被贬谪的逆境之中，依然秉持“廉耻，士君子之大节”的信念，将廉洁作为安身立命之本。他为官清廉，从不以权谋私。在担任朝廷监考官期间，面对权臣之子以重金请托，欧阳修愤然斥责：“叫我徇私舞弊，妄想！”当即便将礼物抛出门外。这种不畏权贵、坚守底线的气节，正是当代金融从业者在抵制利益输送、防范道德风险时应当具备的精神底色。

金融行业在现代经济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随之而来的便是金融从业者手中权力的扩大，稍有不慎，便会引来腐败的蠹虫，啃食国家经济安全的大厦。因此，清廉文化是金融行业行稳致远的“压舱石”和“稳定剂”。金融从业者只有做到公正廉洁、不偏不倚，才能赢得客户信任、市场尊重和监管认可；只有做到廉洁从业、合规操作，才能有效防范金融风险，确保金融体系稳定运行；只有做到廉洁自律、坚守底线，才能让金融资源真正服务于实体经济，真正实现“金融为民”。

王禹偁与欧阳修的清廉实践，为金融从业者划出了清晰的廉洁边界。“二贤”的实践启示我们：清廉金融的发展，不仅需要构建行之有效的制度体系，更需要金融从业者个人时刻怀揣一颗清廉之心，将清廉理念融入到日常工作的细微处。当金融工作者都能以“二贤”为镜，做到“清廉于心，廉洁于行”，金融业的绿水青山必将更加秀美，实体经济的大树也必将更加枝繁叶茂。

光大银行合肥分行滁州二级分行

                       黄洁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