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意农（1900-1989）先生，原名龚积楷，1900年出生于合肥名门龚家，是安徽金融事业的重要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他的一生见证了安徽金融从革命战争年代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发展历程。

1925年，龚意农从北京中国大学财经系毕业。在大学读书时他就接受了新的思潮，努力追求真理，寻找救国救民之道。毕业后先在山东省银行任职行员，在1928年初回到家中。后他虽在南京国民党军队中找到了一份任会计股长的工作，但他对国民党内部的腐败感到痛恨与不齿，任职仅5个月就辞去了这份薪资颇厚的职务。

抗日战争爆发后的1938年初，合肥沦陷前。龚意农率全家逃难到肥东青龙厂褚老圩子。1939年初，新四军四支队到达青龙厂后，龚意农积极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国活动，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和威望,动员和组织民众支持新四军抗日，很快得到了新四军领导叶挺、张云逸等的称赞和肯定，不久后被任命为抗日民主政权淮南铁路北段军政民联合办事处主任。

（青年时期的龚意农）

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和抗日根据地的不断扩大，使龚意农早年在大学学到的财政经济知识和管理才能有了用武之地。从1939年10月到1942年1月，龚意农先后担任了新四军江北指挥部财经委员会税务科长、审计科长、淮委办事处财政科长兼税务局长、淮南行署会计局长、财政处长等职。他亲自编写教材，授课，设计报表账册，建立财经制度，为淮南抗日根据地的财经工作奠定了基础。

龚意农最大的贡献，是1942年2月创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淮南银行。“皖南事变”后，日寇在敌占区相继成立了各种伪银行，大量发行伪币，掠夺中国人民的资财；国民党也滥发“法币”，弄得国统区物价飞涨，民不聊生。抗日根据地的财政供给陷入困境。为了扭转这一被动局面，我党必须筹建根据地人民自己的银行，建立自己的金融阵地，发行自己独立的货币，这样才能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这一紧迫而又重要的任务就落在了龚意农肩上。但成立银行、发行货币，在抗日根据地受到敌、伪、顽三面夹击的艰苦环境中谈何容易！

据史料记载，为了完成这一艰巨而紧迫的任务，龚意农带领一班人自力更生，就地取材，千方百计地克服了一个又一个的困难。没有印钞机，就通过上海地下党弄来一架圆盘机，还请来几位印刷技工。没有印钞纸，先从大别山请来几位造纸的老师傅，用麻、破布、桑树皮作原料造土纸，但纸面非常粗糙，印出来的钞票无法使用。于是又用从上海搞来的道林纸，花了两个月时间，第一批钞票才问世。就这样，1942年2月，淮南抗日根据地人民自己的银行——淮南银行成立，也有了自己的货币——“淮南币”。

（淮南币）

淮南银行的建立和淮南币的发行，对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开展对日伪的贸易斗争，扶持人民生产，保障供给，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等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也就在1942年，龚意农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龚意农不仅首创了抗日根据地人民自己的银行，而且还组建解放战争时期规模较大、资本雄厚的经济实体——华中利丰棉业贸易总公司。据史料载，抗日战争胜利后，为了给党组织提供大量活动经费，我党决定组建华中利丰棉业贸易总公司。公司设在苏中东台县城内，以民营企业名义开展经营活动，龚意农公开的身份是大商人、华中利丰棉业贸易总公司的总经理。

为便于同各方面人士交往，龚意农脱掉新四军的灰色军服，穿起长衫，戴上礼帽。公司还聘请华中实业界知名人士季方、计雨亭等担任董事，对外宣称是“股份制”企业，是各界集资创办的，而实际上所有资金、物资全都是由我党华中局财委拨付。在战火纷飞的战争年代，利丰公司通过敌占区的各种关系，卖出大量棉花，换回大量的军需物资，包括枪支、弹药、医药用品、通讯器材等，及时转送到部队。这些为解放战争的最终胜利起到积极作用。

（龚意农使用过的皮包）

1949年4月，合肥解放后的皖北人民行政公署成立，龚意农任行署财政处长，并兼任中国人民银行皖北分行的首任行长。1952年皖北、皖南行署合并成立安徽省人民政府后，龚意农又被任命为中国人民银行安徽省分行行长，开创我省金融事业。解放之初，新生城市，要接管国民党银行机构和人员；要整顿金融秩序，及时开展正常金融业务；要稳定物价、繁荣市场、恢复和发展生产……龚意农的繁忙可想而知。

1950年夏天淮河发生特大水灾。为治理淮河，党中央、国务院决定，成立以曾山为主任的治淮委员会。龚意农先被任命为治淮委员会财务部部长，后任治淮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共治淮委员会党委副书记等职。应该说，十年治淮倾注了龚意农的大量心血。1989年1月3日龚意农因病去世后，家人特意遵照他的遗嘱将他的骨灰撒入了淮河。

龚意农先生不仅是一位科班出身的财经专家，更是一位坚定的革命者，将专业知识和毕生精力都奉献给了党的金融事业。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安徽省分行  倪雅婷）